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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當代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我不認爲電子書會完全取代實體書

2020-05-11 09:50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我很乐观,不管是对閱讀还是对书。不读者、坏读者、懒读者将来总是会有的——过去不都一直有吗?閱讀是大众的技能,却是小众的艺术。然而,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不在场的作者和陶醉的在场读者之间精准、精密和精微的交流。我也并不认为电子书将会完全取代实体书——尽管数量上来说已然如此。”

我向來活在書中,爲書而活,以書爲旨,與書相伴;近些年來,我著實幸運,能夠以書爲生。透過書,我才頭一回察覺自身所處之外別有天地,頭一回設想成爲他人會是何景況,頭一回體驗作者聲音進入讀者腦海時形成的親密紐帶。我的幸運之處也許就在于生命頭十年間,沒有電視與書爭寵;而當前者最終落戶家中之時,又在父母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都爲人師表,對書和書中一切的尊重毋庸置疑。我們不去教堂,卻常去圖書館。

我的外祖父母也是教師。外祖父曾郵購一套狄更斯文集,還藏有一套約三十卷的紅皮小開本《納爾遜百科全書》。而我的父母藏書更精更博,年老還成了弗裏歐書社會員。在成長過程中,我一直認爲所有人家裏都有藏書,這再正常不過。同樣正常不過的是,書被人看重就在于使用價值:書可供人在學校裏學習,可傳播和確證信息,還可作爲假期的消遣。父親藏有《泰晤士報第四社論》合集,母親可能喜歡一位叫南希·米特福德的作家。他們的書架上還擺放著父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間在伊爾克斯頓郡學校獲全科優秀獎或全科卓越獎得贈的皮裝書獎品:《英國散文撷英》、哥德史密斯的《詩集》、卡裏的《但丁》、利頓的《最後一位男爵》以及查爾斯·裏德的《修院與爐邊》。

這些作品都沒能激發我兒時的興致。我頭一回探索父母的書架(還有外祖父母和哥哥的書架)還是在性意識萌動之際。外祖父的書架上甚少旖旎風光,唯有約翰·馬斯特斯《寶雲尼車站》中一兩處場景除外;父母藏有威廉·奧爾彭爵士的《藝術史》,書裏配了多幅重要的黑白插圖;而我哥哥有一本佩特羅尼烏斯的《薩蒂利孔》,這可是當時家中最受熱捧的藏品。羅馬人一定過著比我在米德爾塞克斯郡諾思伍德地區所見還放蕩的生活。宴會、女奴、狂歡,如此種種。現在,我仍然好奇,不知哥哥那時是否留意到他的《薩蒂利孔》沒過多久就有些書頁快要脫落了。說起來實在荒唐,我那時認定他所有的古典作品中都有類似的色情內容。埋頭悶啃赫西俄德好些日子後,我才斷定實情並非如此。

本地商業街上開著一家我們稱之爲“書店”的鋪面。其實,這是一家小飾物店,兼賣文具,樓下帶一間屋子,約莫一半用來放書。有些書相當體面,比如企鵝經典叢書、企鵝與潘小說書系。我那會兒有幾分相信,世間所有圖書都在這裏。我想說,盡管我知道公共圖書館所藏迥異,學校所收之書也別有景象,但就大千書界而言,我卻認定這裏的小樣本倒也能略狀其貌。經過別的市郊或者城鎮之時,我們偶爾會去探訪一家“真正”的書店,但十有八九會發現那是史密斯集團的一家分店。

只有在学校获奖(我曾在伦敦城市学校念书,那时学校位于黑衣修士桥边的维多利亚堤岸),才会有别种书源。获奖者有机会挑选书籍,不过通常须在父母监督之下。说起来,这又是一项缩窄而非拓宽书界的活动。你只能在南岸办公区一间陈列室(这地方有些许神秘,但其实仅用作藏书)的馆藏中挑选。后来我才发现,它竟然也属于史密斯集团。这儿的书有分量,有价值,是那种会推崇而兴许永不会閱讀的类型。学校的奖励可以量化为一定数值,你选定一本达到那个数值的书后,它就会从你视野中消失,其后又在市长先生出席的颁奖当日再度出现,由一袭盛装的市长先生亲自授予你。这时,卷首衬页上会另贴一页,描述你的成就,而布封上则压印了烫金校徽。我不太记得在父母指导下都顺从地挑选了些什么。一九六三年,我获得莫蒂默英语奖,当时正值十七岁,肯定是独自一人去了那个气氛严肃的贮藏室,在那儿找到一本《尤利西斯》(不知是谁的疏忽?)。我如今还清晰地记得,市长先生伸出那只用手套包裹严实的手递给我这本臭名昭著的下流小说之时,流露出了何等不以为然的神色。

到那時候,我開始不再認爲書只有實用功能,比如,提供信息來源、教導、怡情或者撩撥。

首先,隨書而來的是一種占有的興奮和意義。擁有一本書——自己挑選的一本書——就是對你自身的界定。而這種自我界定須有實體的保護。因此,我會用透明法布隆包書膜包裹我最愛的書(當時手頭窘迫,肯定都是平裝本)。不過,我會先把名字寫在內封面邊上,字體是用新近學到的斜體字,藍墨水書寫,紅墨水加下劃線。接下來,剪裁法布隆包書膜並套封好,這樣也就能保護藏家簽名了。這種包上封膜的書有些——比如大衛·馬加沙克的企鵝版俄羅斯經典名著譯本——還在我的書架上。

自我界定是一種魔力。後來,我又得以親近另一種魔力:舊書、二手書、非全新書散發的魔力。我還記得鄰居家玻璃書櫃裏有一列奧登初版詩集:這位先生幾十年前就認識奧登,還跟他一起打過板球。這些事著實令我吃驚。我從未見過什麽作家,也不認識什麽結識作家的人。我可能曾經聽過一兩位作家錄制的電台節目,也在約翰·弗裏曼“面對面”訪談節目中見過一兩位。不過,我家與文學圈最近的聯系僅限于如下事實:父親曾在諾丁漢大學攻讀現代語言,教授是歐內斯特·韋斯利,而他的妻子與勞倫斯私奔了。好吧,再有就是母親曾在伯明翰車站的月台上見過雷吉諾德·唐納德·史密斯一次,他是奧利維亞·曼甯的丈夫。然而,眼前這人竟認識本國一位最著名的當世詩人,眼前竟是他所珍藏的這位詩人的作品!這些詩集甚至還保存著奧登筆下那些至今仍回蕩世間的詞句的初始情貌。我深刻地感受到這種魔力,也想分得一些。于是,從學生時代起,我就不僅使用書,也收藏書,還發現不是所有書店都歸史密斯集團所有。

接下来的十年左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成了不知疲倦的猎书人,驾驶着我那辆“莫里斯旅行者”去往英格兰的集镇和座堂城市装书,那些书买来的速度远远超过任何有望达到的閱讀速度。那个时代,大多数有相当规模的城镇都至少有一家大型老牌旧书店,通常匿身于座堂或者教堂的阴影之下。我记得,通常可以将车停在这些旧书店外,想停多久都行。无一例外,这些书店全是独立经营——店主有时会挑一些新书搁在入口处——置身其间,我就自在起来。别的不说,气氛可是大不一样。在这里,书籍俨然备受珍视,构成了绵延文化的一部分。

至此,我可能更青睐的是二手書而非新書了。在美國,二手書被貶稱爲“有舊主之書”,但正是這種所有權的延續成全了它們的魅力。一本書將其對世界的诠釋施與一個又一個人,以至世世代代;不同的手拿起同一本書,從中汲取有時相同有時不同的智慧。舊書會顯露自己的年紀:書有書斑,如同老人有老年斑。舊書聞起來也不錯——即便是在散發出煙草味兒或者(偶爾)雪茄味兒的時候。很多舊書興許還會吐出一些氣味刺鼻、無長久價值的東西:舊時出版商的公告、有了年頭的書簽——書簽上盡印些保險公司或者日光牌肥皂的廣告。

因此,我會驅車去索爾茲伯裏、彼得斯菲爾德、艾爾斯伯裏、紹斯波特、切爾滕納姆、吉爾福德,一有機會就溜進貨倉、上鎖的庫房或者儲物室。身處滿溢著精裝氣息或者對每件庫存價值都不容分說的那些地方,我甚是局促。我偏好的是庫存大致有序、可以討價還價的店鋪中那種充滿民主味道的喧擾。那些日子,即使在出售新書的店裏,也不存在現代中心統一管理體系強制執行的超高速庫存周轉制度。如今,一本新小說精裝版的平均貨架期——首先假定它能上架——是四個月。接下來,書會待在架上,直到被人買走或者被不情願地劃入特價行列,要不然就是挪進二手書區,興許若幹年都無人問津。那本你買不起或者不確定是否真想要的書往往在你第二年故地重遊時還待在原處。此外,二手書店也能告訴顧客哪些是過氣作家。查爾斯·蘭布裏奇·摩根、休·沃波爾、多恩福德·耶茨、利頓男爵、亨利·伍德夫人——他們的書就成堆碼在那兒,靜候風尚轉向。不過,風尚難得轉向。

我買書時帶有一種現在回想起來近似匮缺的渴求:好吧,藏書的癡狂確實是大家都熟知的症狀。買書肯定花掉了我超過一半的收入。我買自己最尊崇作家的初版書:沃、格林、赫胥黎、德雷爾、貝傑曼。我買維多利亞時代詩人(比如丁尼生和布朗甯)的初版書,卻從未讀過,只是當時看起來著實便宜。我喜歡的書、我認爲會喜歡的書、我希望會喜歡的書以及我一時不喜歡卻覺得以後興許會喜歡的書之間,分界線其實很少鮮明可辨。

我收藏“帝企鵝叢書”(企鵝出版社1939—1959年間出版的藝術插圖叢書,供愛好者收藏。——譯注)“巴茨福德鄉野叢書”(巴茨福德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一套藝術畫冊,文字結合黑白照片,介紹英倫鄉間的建築、風土、人情。——譯注)以及柯林斯出版社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圖說不列顛”系列。我買了拉魯斯出版社的詩歌小冊子和皮革裝幀的法國百科全書,漫畫書和維多利亞時代的紀念贈書,從康希爾街綿延到河岸街的過時詞典和成捆雜志。我買到了沃的《獨家新聞》在比利時的第一個法文譯本《驚聞》。我甚至編排了一個名爲“異作”的類目,用來爲收購稀奇古怪的藏品開脫,比如羅伯特·貝登堡男爵的《獵豬》、龐巴迪·比利·威爾斯(英國重量級拳擊手)的《體力》、奇羅(愛爾蘭占星家,“奇羅”爲其綽號——譯注)的《奇羅手相指南》以及《伊索爾德教你輕松學會踢踏舞》。這些書都在我的書架上,只是絕少翻閱。我也買那些無論當時還是回想起來都毫無意義的書——比如安東尼·艾登爵士的三卷本回憶錄(初版,帶護封,之前的主人肯定從未讀過)。這其中意義何在?

這種情況因我是“全收主義者”(用行話來說)而愈發糟糕。于是,比如說,僅僅因爲欣賞自己看過的蕭伯納那區區幾部劇作,我便最終買下了他好幾英尺高的作品,甚至包括那些鮮有人知的有關素食主義的小冊子。蕭伯納的作品廣受歡迎,印量自然很大,我收下這批藏書自然也沒花什麽錢。那也就意味著,三十年後,當我不再那麽熱衷蕭伯納的說教和故作機智,決定全數清倉時,我的淨收益竟然爲負數。

偶爾,會有令人激動的發現。在艾爾斯伯裏韋瑟黑德父子書店的庫房裏,我找到了拜倫《唐璜》的頭兩章,一八一九年出版,未署名。這款藍布裝幀的珍貴初版花了我舊制十二先令六便士(相當于現制六十二個半便士)。我倒是想聲稱(以前偶爾也這麽做)正因我熟稔研究拜倫的專業文獻才有此發現。不過這樣一來,就是對封二上面書商保留完整的鉛筆筆記(“一八一九年七月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倫敦出版,四開本,很薄,既沒有作者署名,也沒有出版商署名”)視而不見了。十二先令六便士的價格也不大可能是一時疏忽,更像是表明這本書待在書架上多年了。

不過,我也經常釀成大錯。例如,我爲何要從索爾茲伯裏的比奇書店買下《本特裏雜志》的《霧都孤兒》月連載版?說值得,是因爲品相完美,有精美的整頁插圖、封面和廣告。說不值得,是因爲其中一期(不是第一期就是最後一期)遺失了——要不然我也買不起。說樂觀,是因爲我確信能在藏書生涯的某個時刻尋覓到那一期。不用說,我的心願未償,而多年來一瞅見書架,這樁蠢事就會讓我心有惴惴。

後來,有那麽幾次,我意識到書和藏書的世界並不完全如我所想。盡管熟知書籍作僞的著名案例,我始終認爲收藏家皆誠實、坦率之輩(過去我也這麽看待園丁)。有這麽一天,我來到白金漢郡韋登區百合花書店,一家“僅接受預約”的書店;那其實是一座有三十五間維多利亞式房間的豪宅,裏面塞滿書,參觀一遍幾乎要花掉一整天時間。在初版區,我發現一本追尋多年的書:伊夫林·沃的《邪惡之軀》。沒有護封(這很正常,沃的早期買家多會扔掉護封),卻品相全新。價格嘛,低得驚人!然後我讀到一張鉛筆備注的小條,解釋了價格爲何如此之低。這張小條是裏頓·斯特拉奇最後一位情人、布魯斯伯裏文化圈出版商羅格·森荷斯親筆書寫,附有他的簽名。全文如下——我記得——“有人曾把這本二印版放在我的書架上,換走了我自己的初版。”我深深震驚了。顯然,這不是一時起意。罪犯來到森荷斯家的時候,他肯定隨身藏著這本二印版——我假定是他而非她——然後趁沒人時成功調包。會是誰呢?換成我的話,也會經不住誘惑這麽幹?(是的,我隨後就被——誘惑了,沒錯。)指不定哪天,也會有人這麽對我和我的藏品?(據我看來應該不會。)

最近,我聽到了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視角不同。一位讀者給一位頗負盛名的在世作家寄去一本他的早年小說(首印不超過一千冊),請求簽名,並隨信附上了返程郵資。過了一陣子,包裹抵達,裝著那本小說,作者也簽上了名——只不過他留下了珍貴的初版,寄回了一本二印版。

那時,獵書就得不遠千裏、日積月累和屢屢受挫;副作用是當你找不到心儀那本的時候,很可能會漫無目的地采購一堆回來,以證明此行不虛。如今,這種購書方式已不可能,或者說沒有意義。所有古舊、散漫、景致宜人的書店都沒了。羅伊·哈雷·劉易斯在《給覓書者的二手及古舊書店指南》(1982年第2版)中談到索爾茲伯裏的比奇書店時這樣說道:“很多書店的場址實在價格不菲,所以店主大可以將鋪面賣掉,在家工作,這樣倒能小賺一筆……盡管威爾特郡的房地産價格無法跟(比如說)倫敦相比,商業街拐角的絕佳位置對任何書店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開銷。”比奇書店一九九九年關閉;韋瑟黑德父子書店(自家印制紙袋)一九九八年關閉;百合花書店——店裏到處散落著展品,比如約翰·庫伯·波厄斯的蠟模遺容和一面奇特的鍾(其主人曾爲雪萊溺亡的沈船安裝過蒸汽機)——也不複存在。越大、越全,越脆弱,這似乎就是規則。

出版第一部小说后,我的藏书家气派(或者恋书癖)收敛了一些。也许,潜意识里我下定决心,既然现在有了自己的初版书,就不太需要别人的了。我甚至开始卖书,这事搁以前似乎难以想象。不过,这也没降低我购书的速度:我仍然买书比看书快。话说回来,这再正常不过:身边的书只够你余生的时间閱讀,这才是怪异得很。此外,我还是深深迷恋着实体书和实体书店。

如今,这两者都压力巨大。我最新一部小说在书店要花十二英镑九十九便士,网购只需半价(还包邮),下载kindle版更是只要四英镑七十九便士。经济学的考量似乎不容置喙。不过幸运的是,经济学还没有完全操控閱讀和购书。约翰·厄普代克临终之际,对纸质书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誰哦,在那個不可思議的未來,
我已作古的日子裏,還會讀書?印刷的書頁
不過是五百年的短暫奇迹……

我更乐观,不管是对閱讀还是对书。不读者、坏读者、懒读者将来总是会有的——过去不都一直有吗?閱讀是大众的技能,却是小众的艺术。

然而,沒有什麽可以取代不在場的作者和陶醉的在場讀者之間精准、精密和精微的交流。我也並不認爲電子書將會完全取代實體書——盡管數量上來說已然如此。每一本書在你手中摸著、看著都不同;每一款kindle電子書摸著、看著卻完全一樣(也許電子書有一天會有“氣味”功能鍵,按一下就可以讓你的電子版狄更斯小說突然散發出紙張受潮、書斑和尼古丁的氣息)。

未来的书须懂得谋生之道——书店也是一样。未来的书须更值得想往:不是奢侈品,但设计精良,吸引人,让我们想拿在手中,买下,当礼物送出去,保存着,想着再读一次,晚年我们仍能记起就是通过这个版本才与书中内容相遇。我对新技术并没有勒德分子式的偏见,只不过,书看起来包含着知识,而电子閱讀器看起来包含着信息。九十年去了,我父亲在学校所得的奖品还在我的书架上。我更愿意这样读哥德史密斯,而不是在线閱讀。

英国作家、业余藏书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曾经说过:“有人认为生活为上,但我青睐閱讀。”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我觉得甚是机智,不过现在倒觉得是——就像我对其他许多格言的观感一样——浮滑的谬语。生活和閱讀本就不可分。区分它们是错谬之举(就像叶芝要在“生活的完美和作品的完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閱讀一本名作,你不会逃离生活,而是深浸其中。表面上也许是逃离——进入不同的国家、习俗和言语模式——而实质上却是在拓展自己对生活中微妙、悖论、欢乐、痛苦和真谛的理解。

閱讀和生活并不分离,而是共生。对这样一项关乎想象中发现自我的严肃任务来说,有一个恒久的完美象征:纸质书。

英国当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

▲英国当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撰写过不少文笔平易通畅,语调机智幽默,蕴含人生感悟和思想见地的随笔类散文。无论生活随笔、文學批评,还是艺术評論,都体现了作者博学多闻、亲和风趣、善于自嘲的特点。《我的藏书生涯》最早发表于2012年6月29日的《卫报》。

文字丨[英]朱利安·巴恩斯,尹晟 译,原题为《我的藏书生涯》。授权转载于载于《世界文學》2020年第2期,责任编辑:叶丽贤。校对:博闻。终审:言叶。本文最早发表于2012年6月29日的《卫报》。

來源: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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