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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暢談中國短篇小說的調性:衆聲喧嘩 杂树生花

2020-05-11 09:21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作家暢談中國短篇小說的調性:衆聲喧嘩 杂树生花

近日,在“众声喧哗,杂树生花——20位作家云上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新书发布会上,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张莉、弋舟、张楚等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批评家齐聚互联网直播平台,从各自的写作和閱讀经验出发,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何爲短篇小說的調性

邵 丽:

每个小说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追求调性。构成小说调性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小说的结构、表达的把握、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字数和断句方式等等,多种因素混合而成才构成小说的调性。调性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有时候作者自身也很难把握,自己满意的作品读者未必感兴趣,不太满意的东西却意外被认可。因此,作家找准调子很重要。这些故事将读者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用特写的镜头、恰切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尽自己一切力量在逆境中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从我自己的创作体会看,调性是不断调整的。年轻时的作品追求精致、唯美、浪漫,但这些个体感受很难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多了,懂得了那种疼痛感,哪怕很小的一部作品也要找到“痛点”。巴金老先生有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閱讀习惯和閱讀需要。

李修文:

于我而言,調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幫我具體地分辨和親近那些有著各異聲音的個人,並且最終感受到這個時代內部湧動的人格力量。許多時候,我們寫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論的問題,不是純粹的美學問題,是我們作爲寫作者深入這個世界的深度和難度。當問題像命運一樣到來的時候,寫作幫我們作出選擇,我們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調性。我特別重視今日生活裏的真實力量,我會去走近那些真實的人,去聽他們講故事,但我絕不是在寫非虛構,我想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實去建造一種美學上的真實。在許多時候,“新異”並不僅僅意味著向外看,它還包括著向內看、向古典裏看,我們的古典傳統裏埋藏著許多可以重新激活今日生活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這可能是完全符合我自身氣質的,所以,這樣寫下去的念頭也就越來越笃定了。我是那種需要生活和創作彼此袒露、彼此見證的寫作者,而這樣一條“說書人”的道路,令我沈醉和不斷感受到“新異”帶來的刺激。

徐則臣:

判斷一個作家的“調性”要考慮三個方面:所操持的文體自身的規定性、作品呈現出的風格與作家內在的氣質。調性首先文體上要協調。我們對短篇小說這一文體有一個基本判斷:首先是從篇幅、節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斷它是不是短篇小說,能否區別于中、長篇小說;其次是作品呈現出的風格,有著作家鮮明獨特的修辭風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與氣質,一個作家不可能一輩子都用假嗓子說話,文終須如其人。三者結合成一體之後,呈現出的也許就是一個作家的調性。

弋 舟:

我們說到調性這個詞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某種獨特的個性,但同時,我也想說說隱秘的共性,那是文學之事內在的標准。在《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這本選集中,主編張莉把這20個短篇選在一個集子裏面,一定有一個內在的准則,在這種准則之下,她確認了這20位作家內在的文學調性。當然,這種共性的表達又是各有聲色的,但我相信,大家必定有著隱而不宣的根本起點。在這個意義上,選集重申了我們的文學理想,並將大家聚在一起,重啓我們的文學生活。

短篇小說的新異性

张 楚:

這部年選確實是一部充滿了調性和異質性的小說集。我覺得有些小說在文本上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說《逛超市學》,它沒有故事內核,就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敘事者在進行一種自我精神狀態的塑立,《沙鯨》《誕生》則是原小說敘事,《我亦逢場作戲人》完全是民間藝人在說書。另外一些小說對新舊世界的裂縫和精神沖突進行了梳理和反思,比如《天台上的父親》,其他的小說也都在用獨特清晰的聲音,爲我們呈現短篇小說那種“駱駝穿過針眼”的魅力和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陳崇正:

短篇和長篇一樣,都需要一個故事內核,當然長篇更具複雜性,但其實跑起來也不需要擔心開始和結束,比較舒服,而短篇則不一樣,需要瞻前顧後、反複思量,方寸之間見功夫。所以,短篇小說有自己的難度,對各種難度的攻克,也就形成小說不同的調性。由此看來,優秀短篇小說的調性一定是多種多樣的。我非常喜歡逛寺院,我喜歡看十八羅漢,喜歡欣賞他們的神情和動作。小說有長篇和短制,在我看來,長篇應該是如來佛祖或者千手觀音,而短篇小說就應該是羅漢,像羅漢那樣精致、靈動、歡騰、安靜、務實、緊湊,豐富各異而又非常有表現力。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可以像羅漢一樣平等地擺放在一起,無論是掄著棒子還是手結定印,都能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優秀短篇的調性表現爲各種不同的特質。比如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有包漿,技巧內藏,讓它圓熟、可觸摸,語言克制、敘事紮實。另一些同樣優秀的短篇卻充滿了明目張膽的敘事圈套,有一種刺眼的光輝和鋒芒,充滿對固有敘事模式的挑戰。

盧德坤:

調性是個很難定義的東西。我們知道,文無定法,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方式、自己的調性。我想,調性是跟每個人的閱曆、識見、心性,以及偏好的美學方向有關系的。當然,還跟我們身處的時代有很大關系。同樣的,跟調性一樣,我覺得新異性也挺難把握。以我自己的經驗爲例,有時候如果追求一種特定的、看上去挺花哨的形式,出來的效果可能還不如平平實實去寫。理想的狀態,新異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結果。另一方面,我覺得,寫作者可以在心中設立一個自我認可的標准。這樣說好像挺正經的,好像是個什麽硬性規定,其實不是,但我相信作家可能會感覺到這樣一個標准。隨著識見的深入,這個標准也可能會起什麽變化,但不管怎麽變化,主要還是跟文學自身,跟求真這兩件事有關。如果有一種確信了,有一個比較堅實的內核了,那就堅持它,調性沒准就這樣發展出來了。這是理想狀態,我沒達到,但我挺向往的。

王姝蕲:

我從事的是互聯網行業,所以留給寫作的時間非常少,當我把一整年的時間攢巴攢巴,也只夠寫一個短篇小說。在這種情況下,“寫什麽”就尤爲重要。《比特圈》這篇以比特幣爲題材的小說,實際上沒有硬核高科技,它寫的是人,而科技隱退到人的身後,成爲背景。它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新異”題材,但在這個題材中,我希望呈現的不是它與尋常生活的“異”,而是希望呈現它們的“同”。這個“同”在于,無論什麽甚囂塵上的新技術、新思想、新生活,剝開表殼,藏在裏面的終究是人與人的關系。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比特圈》這篇小說最終呈現的調性,我覺得是“野豔”。野豔是我的一個執念。這個執念是從哪兒來的呢?我第一次讀到弋舟老師的《隨園》,真的是“野豔”。這樣的小說它怎麽就是一個大老爺們兒寫出來的,而且弋舟的愛好還是盤核桃。作爲女作家,我覺得應該挑戰它。

林培源:

说到小说的“调性”,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风格”,比如卡夫卡小说的荒诞、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鲁迅的冷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抒情、张爱玲的苍凉……在我的理解中,新异就是“新奇+异质”,但如果将这种“新异”扩大开来看,它不过是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因为新异会让我们想起“陌生化”。小说要有调性,一定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息和味道,这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别人无法取代的。“陌生化”作为一种小说的手段和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是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閱讀习惯中解放出来,告诉你,小说也可以换个方式写。我理解中的短篇小说的“调性”,还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比如地方方言的使用,某种地方风情在小说中的渗透。总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只有真实自然才能打动人。

“衆聲喧嘩”意味著

容納不同的美學和調性

张 莉:

很難用術語表達何爲小說調性,它與作家的語言方式有關,比如使用白話還是文言文,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價值觀的取向,但就整體而言,小說調性的建立恐怕更多與語詞的選擇、使用、配比,語句的長短節奏,作品的整體氛圍相關。不同小說調性裏,藏著作家對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理想小說的寫作技術、語言風格、故事氛圍、人物關系等各個要素必須是相得益彰的。關于成熟作家,我眼裏的新異性在于他的這篇小說是否能夠呈現出他的新素質、他的新風格,要和他以前的小說有變化。對于年輕作家而言,我更看重作品的創新性和異質因素,哪怕他的作品有所缺憾,但我還會抱有期待。這本《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是2019年我從近200部短篇小說中挑選而出,經過不斷的篩選、比照、糾結,最終確定下來。我不能說它們是最優秀的,但它們是2019年度短篇小說作品中最別具魅力與調性的。其實我希望這本年選容納不同的美學風格和調性,所以才叫“衆聲喧嘩”。而且中國的年選也很多,各有追求,它們體現不同批評家的審美和標准,這也是一種衆聲喧嘩。

鄧一光: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進入了一個新世界。寫什麽和怎麽寫不僅是寫作問題,也是人類生存問題。對于我來說,它是沖突和悖論的現實。新異性是對大量同質化的反思,而這種常規寫作僅僅提供了表象的現實,那不是真正的現實。但我們正活在這樣的現實中。文學如何表現荒誕而異質的現實,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张 柠:

調性是一個音樂術語。調性對于短篇小說而言,首先是一個形式的概念,像語言的節奏、節拍,敘事起伏、緩急。一個成熟作家會逐漸形成自己的調性,但當他更爲成熟時,調性反而會退居其次,精神性的東西會壓倒這個調性。《劉玉珍》這個小說的調性除了形式上的,還有精神上的,那就是童年的鄉土社會的經驗,是一種不適、不安、不滿,和它形成的反諷和悲傷。生活在這種比較貧苦背景之下的農民農夫,在我的少年時代,在我心靈中留下了印記,我覺得它們在我的小說裏面呈現出來了。如果說形式上的東西還有可能隨著時代變化而不同,那麽精神上的調性是不會過時的。

張惠雯:

健康的生態應該就是衆生喧嘩、雜花生樹。小說是一門藝術,應當千人千面、風格各異,每一個風格其實都有它的魅力和光彩。在今天的小說界,我們不僅應該重視我們一直推崇的那種關于時代的、關于曆史的宏大敘事,還應該去重視關注私人生活的、關于家庭和情感各種關系的精致的寫作。我們不僅應該鼓勵小說家去關注社會的底層,也應該鼓勵他們把目光放開,看到社會的層層面面。

本文發表于《文藝報》2020年5月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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