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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慧談寫作:好的語言應該入口即化

2020-04-26 10:48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盛慧

盛慧,作家,藝評家。1978年生于江蘇宜興。民革成員。15歲開始發表作品,創作近500萬字,散見于《人民文學》《十月》《花城》《天南》等刊物。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白茫》《闖廣東》、中短篇小說集《水缸裏的月亮》、散文集《風像一件往事》、詩集《鋪九層棉被的小鎮》等。曾爲莊稼、李小如、鄒莉、韓浪等藝術家撰寫評傳。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家協會理事、小說創作委員會委員,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佛山市藝術創作院文學與戲劇創作部主任。中國“70後”代表作家之一,中國新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曾入選廣東文學新實力·10位青年作家。

我的文學道路其實可以從一本書開始說起。

這本書是我的大姑媽送給我的,她有點理想主義,在老家開了一家書店,書店的名字很有詩意,叫“故鄉書房”。

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她的經營理念十分超前,借書的人,不需要身份證,也不需要押金,全靠讀者自覺,看完書主動把書還回來。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殘酷,不到三個月,她的書店就開不下去了,因爲絕大部分書都有借無還,不知所蹤。

書店關門時,只剩下一本書——路遙的《人生》,她把這本書送給了我,在一個暴雨的黃昏,我似懂非懂讀完了,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

五年級的時候,我讀到了第一本詩集——《雪萊詩選》。

那時,我母親在鎮裏的服裝廠上班,廠裏大多是年輕的女孩,有一些女孩有文藝情結,閑暇時喜歡讀書。

母親便給我借了一本《雪萊詩選》,她不知道雪萊是誰,我當然也不知道。

這本書,我看了很久,一直壓在枕頭下面,每天看上一會兒。

讀的時間久了,我也開始寫起了詩。

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學的道路,除了家庭的影響,還跟我的一個小學老師有關。

他叫徐朝晖,是我五年級的語文老師。

徐老師很喜歡寫詩,得知我在寫詩,送了我整整一箱子雜志,這裏面有1988年、1989年、1990年三年的《詩刊》《星星詩刊》和《詩歌報月刊》,另外還有一本周國平主編的《詩人哲學家》,這一箱雜志對我影響特別大,尤其是《詩歌報月刊》,裏面很多迷人的詩句,我至今記憶猶新。

初中的時候,我通過同學認識了隔壁村的一個農民作家,他叫吳永仁,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上過《人民文學》的文學培訓班。

我那時候癡迷寫詩,産量奇大,幾乎每天都能寫三五首,寫完之後,我總是特別興奮,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可是每次他都會劈頭蓋臉地把我的詩批評一頓,所以回家的時候,我總是垂頭喪氣。

鎮裏的文化站是我常去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圖書館,很小,裏面的書我基本上都看完了。

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份新創辦的報紙,這是一份內部的報紙,上面有一版專門發表學生的習作,于是,我便給編輯臧正民先生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指點。

在他的鼓勵下,我的作品開始發表了。

後來,我的寫作慢慢從詩歌轉向了散文和小說,《外婆家》中有四篇散文(《水像一個手勢》《風像一件往事》《十二月》《竈屋》)的發表,頗有點傳奇色彩,這四篇散文屬于年少之作,最早的一篇成稿于十七歲,最初發表在《宜興文化報》上,發表之後,我自己感覺挺不錯,就想投給《無錫日報》讓更多的人看到,但一直沒有收到錄用的消息。

後來,我投給了《新華日報》,也石沈大海。我是個越挫越勇的人,又把這幾篇作品投給江蘇省作協主辦的《雨花》雜志,一個多月後,果然收到了《雨花》雜志的回信,我激動萬分,打開信封卻發現裏面裝的不是錄用通知,而是一封鉛印的退稿信。

但我還是沒有放棄,我給這四篇文章取了一個大標題——《屋溪河以北》,然後寄給《人民文學》的主編韓作榮先生,剛把信投進郵筒,我就開始後悔了,覺得自己不知天地高厚。

讓我沒想到的是,作品竟然很快就發表了,不僅發表了,還獲得了“新世紀散文獎”,獲獎的作家中有陳忠實、謝冕、李存葆等文學前輩,後來,還入選了很多年度散文選本,陳子善先生在編選“中國現代經典美文書系”時,又選了這幾篇作品,再後來,還被翻譯成了俄文、匈牙利文。

也就是從那以後,我的創作熱情十分高漲,在《十月》《花城》《山花》等重要刊物發表了大量的作品。

有一年,我在廣州遇到了韓作榮先生,跟他當面道謝。

他笑著說:“我是在一大堆自由來稿裏發現了你的作品,文采斐然,印象很深。”

這份知遇之恩,我永生難忘。2013年,先生去世時,我難過了很久。

每個寫作者,對文學都有著自己的理解。

我覺得“氣”是最重要的。

都說文無定法,但在“法”之外,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氣”。

我特別認同兩句話,一句是“文者氣之所形”,另一句是“氣盛則神出”。那麽,“氣”來自何處?

“氣”如何才能盛呢?我覺得歸根到底還是情感,情感濃烈到一定程度,氣自然就會旺盛,寫作的過程,就如同火傳于薪,輕易而自然,一發而不可收拾。

近年來,我的散文寫作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以往追求的是濃烈的效果,如國畫中的積墨法,沈郁斑駁,而如今,我追求的是分寸感,類似于空靈的水墨畫,但不管怎樣轉變,詩性的語言和豐饒的細節始終是我不變的追求。

我覺得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嗓音對歌手一樣重要,好的語言應該入口即化,同時又回味無窮。

我喜歡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福樓拜、老舍、汪曾祺、蕭紅……他們都特別講究語言。

所以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會像揉面一樣不停地、反複地揉語言,揉出語言的勁道來。

語言首先當然要准確,正如圍棋大師吳清源所說:“棋下得最好的時候,每一個棋子要落在它應該落的地方。”

這個世界上,沒有兩片樹葉是完全相同的,語言也是如此。作家要對語言之間的細微差異了如指掌。

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我喜欢在方言中寻找灵感,不过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很鲜活,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閱讀障碍,所以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是非常考验人的事情。

比如我們老家形容美食有兩句話特別有意思,一句叫“鮮得眉毛都掉了”,另一句叫“打嘴巴都不肯放”,這個大家都能明白。

但有些方言比较生僻,比如我们老家把“竹椅”叫“蟹巴椅”,我有一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时,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就专门写邮件问我什么叫“蟹巴椅”,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产生閱讀障碍了。

語言是作家手中的武器,作家應該成爲語言的守護者。

我記得,卡爾維諾曾說,我們的語言正經受著瘟疫的侵襲,他認爲:“文學,也許只有文學,才能幫助人們産生防止語言瘟疫傳播的抗體。”

語言的蒼白、語言的平庸確實已經成爲我們這個時代最突出的問題,一個有追求的作家,要盡力反抗這樣的語言。

我希望能不斷地突破自己,寫出准確、新穎而富有活力的句子,使我們的母語綻放出的光亮。

除了語言,我還特別注重細節。

有人說,文章的大意思是由無數的小意思凝聚而成的,我很認同這一點,我覺得細節就是文章中自由呼吸的氣孔。

在散文《竈屋》裏面,我曾寫過一個細節。

看一個家庭主婦是不是賢慧,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看她用過的抹布幹不幹淨。

幹淨的抹布應該是什麽樣子呢?

它放在鍋蓋上烘幹後,就好像蘇打餅幹一樣。

我的一個朋友以前每次洗完碗,總是將抹布隨手一扔,自從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每次都會洗得幹幹淨淨。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文學是慢的藝術,好作品是修改出來的。

在別人看來,這或許是一個漫長而又枯燥的過程,但我卻樂在其中,我覺得句子碰撞發出的清脆的聲響,非常的迷人。

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從“意思”到“味道”的過程。

當我們寫完初稿的時候,只能說我們的意思到了,裏面有火氣,還有雜質,只有通過反複的修改,才能像熬湯一樣,熬出醇厚的味道來。

在交稿之前我還有特別的一個儀式——反複地朗讀。

我覺得好的作品必須要經得起朗讀,所有的藝術問題說到底都是節奏問題,一切都要服從于節奏,要讓情感的節奏和語言的節奏統一起來,節奏對了,氣息也就通暢了,讀起來就會很舒服。

文學是用來柔軟、撫慰、滋潤心靈的,一個作家的起點就是真誠,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懷著巨大的善意,去珍視生命中的微光。

當我們用最大的真誠寫下這些美好的句子,讀者就會喜歡你的作品。我始終相信一個作家的真誠,讀者是完全能夠感受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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