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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家包華石: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的源頭在中國嗎?

2020-05-09 18:49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撰文 | 崔健豪

依據固有的曆史觀念,我們往往認爲,自古以來東西方文化和制度各異。由此,我們也自然而然地秉持著一種“常識”,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不可否認,唐以後至18世紀前,中國與歐洲社會的確大不相同,無論政治制度還是文化價值,都存在很大差異,這一點也是中國和歐洲知識分子的共識。

然而,當曆史的指針開始轉向18世紀,這個被世人稱爲啓蒙時代的百年;當我們把視線稍稍從啓蒙思想的火炬上偏移,細細向前追溯火種的由來,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啓蒙的種子裏亦有中國的分量。

《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美] 包华石 主讲 /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美] 包华石 主讲 /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包华石,美国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两届“列文森奖”得主
包華石,美國著名漢學家、藝術史家,兩屆“列文森獎”得主

01

17世紀晚期的中國與歐洲

包華石表示,自17世紀以來,歐洲人已開始大量翻譯中文書籍,包括哲學、曆史、诏書和奏章等,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歐洲人記述自己中國之行的日記類書籍。

其中最受欢迎的四本图书,包括约翰·纽霍夫(Johannes Nieuhoff)关于中国旅途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1667), 讨论儒家思想的《孔子的道德》(Morals of Confucius,1687),还有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近事报道》(1697)和杜赫德(J.B.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1738)。

17世紀至18世紀,力歐洲最受歡迎的四本有關中國的書籍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書出現的時間比伏爾泰、孟德斯鸠、盧梭等啓蒙思想大家要早40多年。

那么,17世紀晚期的中國與歐洲有什么不同呢?

最明顯的不同是施政權力的體現。17世紀的歐洲,施政權力等同于貴族身份,而在中國,施政權力則體現在官位的職能上。與此相關,在中國,官位通過科舉制等選官制度獲得,而非歐洲那樣是世襲的身份。

這樣的差異讓歐洲人很難從根本上理解中國的基本政治概念。但從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晚期,他們漸漸從中抓住了三種基本理念:

第一,賢能才幹。這一理念中包含了平等主義,以及以個人爲政治對象的道理;

第二,人民的幸福是合法政府的標准。這一理念的基本前提爲官方也會犯錯,也就說明合法的政府與官方的行政不一定一致;

第三,分權制衡。會犯錯的政府應該接受人民反饋,並要設立分權制衡的機構。

02

選賢任能和平等主義

包华石称,据历史学家Hamish Scott 对英国和欧洲的研究,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行政人员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贵族。过去的观念常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中产阶级出身并学习过罗马法的官僚团队之上。但恰恰相反,很明显君主政体在17世纪及之后,都依赖于其自身跟既有社会精英(即贵族)之间的合伙关系。

約翰·紐霍夫在1673年出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訪華紀實》中,向歐洲介紹了中國的文官制度。他尤其提到:在中國,非貴族的人可以參與施政(他將這樣的人稱爲“philosopher”);而官方也受到法律上的約束。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吏部 must be)Persons able to judge of whom they confer such Dignities (offices); (they) must be all qualified with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Learning, that come to any Place (官位) in the Magistracy; the general Maxim there being, To prefer none but merely upon Merit....— Johannes Nieuhoff, An Embassy, 1673”(吏部的高级官员)必须有资格量才录用;必须要谙熟哲学和其他的学问,在地方政府的任何位置都能派上用场;其判断的首要准则即功德(这里他试图表达选贤任能的道理,但当时英文缺乏此类词汇)。

包華石表示,約翰·紐霍夫所說的“philosopher”(哲學家),即那些非貴族卻能參與施政或政論的人,就是中國語境裏的“士大夫”。但由于歐洲各國的施政權都是世襲傳承,所以在歐洲沒有“士大夫”之類的觀念。因此,爲了既能貼切地描述又讓歐洲人理解,就必須找一個合適的詞兒,那就是“哲學家”。

但即便如此,17世紀的歐洲人還是很難理解中國舉賢任能的制度。

包华石以当时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对中国文官制度的描述为例:

“Neither do the Chinese express any Honor for antiquity of descent,the poorest and meanest Person in the empire is capable by his learning only of preferring himself to the highest places of Honor.”

中國人也並不對家族的古老感到特別的榮譽,即使是帝國中最貧窮和最卑微的人,也都能夠僅僅憑借他的學識,而使自己提升到榮譽(即官階)的最高階。

普芬道夫用了“Honor”(榮譽),來形容官位。因爲他所處的話語體系裏沒有類似的文官制度,沒有官位,只有榮譽。隨後他接著說:

“Nobility ought not to depend only upon the blood,but should much rather be raised and established upon virtue.”

貴族的身份不應僅僅依據血統,而更應該根據德性來進行提升和確立。

这句话里,Nobility(贵族身份)的意思是施政权力。因为在欧洲,要有贵族身份才能施政,由此可以看出普芬道夫并不理解中国的制度。而且他说“not to depend only upon the blood”(不仅仅要靠血统),就说明还是要靠血统的,只是除了血统之外,还要考虑到这个贵族对于君王的服务。所以,这就表示他其实没办法理解平等主义的含义。

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直到18世纪初期,才有欧洲人渐渐明白个中含义,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孔子思想做过一个摘要,认为孔子的思想中有三种观念,对欧洲人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第一,每一個人的理性,是指導我們應該如何行動的最好判決,而不是《聖經》;第二,所有的人都會有理性;第三,人民的幸福是合法政府的標准。

包華石表示,現在很多人都認爲這三種看法是西方啓蒙時代的觀念,但其實它們是從中國傳過來的觀念。

最早在英国提出类似于举贤任能与平等主张的,则是“自由思想家”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自由思想家”是指英国18世纪20—30年代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像其中的巴杰尔(Eustace Budgell),他就曾在自己编辑的杂志The Bee上,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他提到中国的官位没有任何世袭的荣誉优势,跟英国完全不一样。

而塞缪爾·約翰遜是當時英國最著名的文學家,包華石認爲可以把他稱作18世紀英國的蘇東坡。

塞缪尔曾就一批翻译的中国诏书和奏章,写过一个书评称赞。他特别强调了中国举贤任能这一较平等的制度。他说在中国,欧洲人“will b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re is a country where nobility and knowledge are the same learning”。这里的“nobility”还是指施政权,在中国,施政权和学问是一样的,不是世袭身份。

03

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目的

早在17世纪晚期的《孔子的道德》中,就到处都有人民幸福的观念。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段是,孔子提醒君王要注意,人民的幸福或者辛苦都依赖他们的政策和行为。而在几十年后,民主思想的阐释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引用了这段话。

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近事报道》也有很多类似的表述,认为政府应该“得民心”。包华石认为,这说明在17世纪晚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出现的四五十年以前,孟子的思想在欧洲已经很普遍了。

1732年,英國知識分子也開始把舉賢任能和人民的幸福聯系在一起,並提倡國家接受這樣的標准。

顯然,到18世紀30年代,有兩種標准可以與貴族身份相對比。一是作爲個人的賢能才幹、學問、經驗以及對國家的貢獻。其次就是人民的幸福。這兩種都是當時少數激進知識分子提倡的新論點。

杜赫德(J.B. du Halde)1738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孟子》的全部译文。其中有一段说:

“endeavor all you can to render your people happy; take care of they are reasonable provided with all necessaries and plenty of reigns.”

《孟子》原文對照: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包華石表示,對英國人來說,這些看法是完全新鮮的。因爲歐洲君王的施政權來源于上帝。由于權力來自上帝,因而君王對老百姓就沒有什麽責任。但《孟子》裏則一直強調,“如果你沒有獲得民心,那麽你的政府就不是合法的”。

《孟子》的译文出现后,又过了10年,雷纳尔神父(Abbe Raynal)以孟子的思想重新定义了“共和国”(republic)的概念。17世纪、18世纪共和国的定义与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共和国”的意思是贵族统治。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曾说,欧洲的共和国跟美国的不一样,因为欧洲的共和国只是贵族统治而已。

但雷納爾神父的觀點完全改變了“共和國”的意思,他把孟子的思想與共和國聯合在一起,然後他以“(讓民)樂歲終身飽”,取代貴族,而産生了相當現代化的共和國的概念。

雷納爾神父的論著寫于1759年,隨後盧梭接受了雷納爾神父對于共和國的觀念,提出:共和國不是貴族統治的,人民的幸福和共和國是分不開的。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接受了这个看法,在1776年的《常识》(The Common Sense)一书中批判了贵族。他在书中发问,贵族统治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用的制度,一个好制度呢?他认为,品评这一制度优劣的标准,就是要看贵族统治对于人民而言到底是促进了他们的幸福,还是增加了他们的辛苦。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独立思想启蒙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

由此可見,到了18世紀中晚期,從孔孟等中國思想家和文獻裏傳來的觀念,已經成爲歐洲激進派的主流思想了。

04

分權制衡

包华石表示,分權制衡的来源是承认君王与官方的施政权不是绝对性的,也就是说行政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官方就要发展出改善不理想政策的措施。

這一點在《孔子的道德》一書中也表現得很明顯。書中說,舜帝對于他的行政不滿意,認爲自己不能獨斷地施政,應該向老百姓請教,老百姓提意見就好好聽,接受他們的建議。這種做法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也是非常新鮮的,因爲君王怎麽可能會向一個農夫詢問意見呢?

18世紀30年代,漢文帝的诏書在歐洲被譯成法文、英文。其中就明確地表示,有的法律是不合法的。诏書是這樣說的:

“If our Magistrates have not succeeded in this (guiding the people) and have still Laws to judge by,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strictest Equity (i.e., illegitimate) these la ws, tho'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turn to their predjudice, and favour of Cruelty (i.e., tyranny). ”

诏書原文:“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法害于人,是法爲暴也。”

“善者吏也”,吏就是官吏;“以不正之法罪之”,就是說用不合法的法律懲罰老百姓。包華石認爲,英文譯文把“暴”翻譯爲“cruelty”,其實不夠強,應該把它翻譯爲“tyranny”。“法害于人,是法爲暴也”,這是非常有力的一句話,也說明了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有合法性。而那個時候的歐洲人不敢如此直言批判他們的君王。

到了1732年,法国人勒·斯图尔吉恩(Le Stourgeon)写了一本书,名为《全球史》,英文翻译叫 Universal History,给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分權制衡的制度,包括六部的系统。

包華石認爲這本書的意義重大,因爲教科書一直告訴我們三權制衡的制度是孟德斯鸠在1748年發明的,但其實不是這樣。《全球史》這本書比孟德斯鸠早了16年,已經把中國的分權制度講得很清楚,並且使用了“check”這個詞。

勒·斯图尔吉恩用“court”来翻译六部的“部”,他写道,“each one is a check to the other”(各部间互相监督),“court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up with a decision”(六部必须共同做出决策)。这基本上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行政制度。

有了分權的概念,英國知識分子就開始體會到腐敗是什麽意思。在中國,自漢代以來,“奸臣”的定義就是使用公家的官位去追求私人的利益。過去的英國人沒有這樣的觀念,但到了18世紀30年代,這種觀念也漸漸開始出現了。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是自由思想家之一,他经常在《匠人》(The Craftsman)期刊发表文章。173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向英国政府要求立即建立类似于中国御史台的制度,其中包括三点:第一,建立像御史台一般的系统化且不论身份的分權制衡系统;第二,将民意反馈正常化,再也不将之视为犯错;第三,建立法治,并将任人唯亲和其他私情的行为都定为违法。

当然,那个时候的英国政府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为贵族特权辩护的《日报》(Daily Gazeteer)则回应说,御史台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好制度,但有时候可能会被皇帝操作而用来伤害别人。包华石表示,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了分權制衡是一个好制度,只是说可能不容易实行。

后来又过了几年,英国保守派鼓吹说,英国原来也是分權制衡,君王、上议院与下议院不是分权了吗?但随后到了70年代,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就对此说法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表示,这三种机构都是贵族的,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要想达到制衡,就必定要相互独立,贵族考核贵族是没有意义的。

05

司馬光影響了托馬斯·傑斐遜的施政理念?

包華石認爲,要討論司馬光與托馬斯·傑斐遜兩人施政理念的關系,理應先回顧一下中西方的稅收制度。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政治家,民主共和党创始人,《独立宣言》主要撰稿人,与华盛顿、富兰克林并称为“美利坚开国三杰”。

在中世纪,中国与欧洲一样,交税一般根据世袭的职业或身份。不过在中国唐代时,杨炎促进了改革,表示 “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说,收入越多,缴税越多。到了宋代,这个政策得到推广。宋仁宗时期的王琪是户部的大官,认为这个制度“捐有余,补不足,实天下之利也”。

但在欧洲,一直到18世纪,都没有出现类似的制度,直到杰斐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实行这种政策。他说:“to tax the higher portions or property in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as they rise.”意思就是收入越多,税率越高。

像中國的政治理論一樣,傑斐遜認爲學術制度與政治制度是有密切關系的,所以他也是把人民的幸福和舉賢任能制度聯合在一起。他認爲,美國應該建立一些公立學校,專門培養既有才能又關心人民利益的官方人才;無論他們的身份如何,財富如何,民族如何,這些都不重要,我們只要關注他們的賢能才幹。這一點就跟中國的制度是大同小異的。

而那时,传到西方的被翻译成英文的奏章中,就有司马光的一段文字,意思跟杰斐逊所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详则其间茍有才德兼高茂,合于人望者进之…… 如此则野无遗贤,朝无旷官,为善者劝,为恶者惧,上下悦服朝廷……”

司馬光(1019-1086),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編纂了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從中可以看到,司馬光的施政理論與傑斐遜有不少共同點:第一,司馬光與傑斐遜都認爲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目的;第二,兩位都認爲理性的法律是促進人民幸福的最好的方法;第三,他們都認爲只有賢能才幹,而且重視人民幸福的人才能做出理性的法律。

而這種說法不只在司馬光的奏章中,杜赫德所翻譯的中國奏章中經常能看得到類似的表述,但這些觀念在傳統歐洲的政治理論上是非常罕見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

這樣說來,傑斐遜與司馬光在施政理念上的共同點,真的只是巧合嗎?

這只能憑我們去想象了。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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