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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還不能說是個大師,“錢學家”大多不懂他

2020-04-29 09:31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不僅錢鍾書與其夫人楊绛的愛情故事是一段廣爲人傳誦的佳話,錢鍾書本人的治學也正在成爲一個神話。

蔣寅先生認爲,錢鍾書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一位博學家,但還算不上大師。在本文中,作者道出他認爲的“大師”應該具備的特質,以及錢鍾書古典的學問方式並不滿足當今人文科學研究中所要求的實證及分析過程的精致化。

在解構錢鍾書神話的過程中,作者不但還原出了一個優秀學者的本來面目,而且清楚表明了他的態度:對于錢鍾書學問的研究純屬疊床架屋。與其如此,還不如多讀一些大師讀過的書,從而在變成大師的路上更進一步。

一、優秀學者≠神話

錢鍾書正在成爲或者說已經成了一個神話,他的《圍城》婦孺皆知,他的佚事巨細無遺地在傳媒中放大,“文化昆侖”、“國學大師”、“學術泰鬥”之類的桂冠一頂頂飛來。

波瀾所及,連他記錄的陳石遺一夕談,寥寥四十幾頁《石語》,竟也要賣到十元錢!不是被神話的光環籠罩,什麽精深的思想和語言能值那麽多錢?還有“錢學”,也洶湧澎湃,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錢鍾書研究》甫偃旗息鼓,聞說又有人在策劃新的出版物。

這種沸沸揚揚的氣氛,與他本人一直默然地讀書爲學的生平形成極大的反差。也許這個社會,無論什麽行業只要未爲大衆傳媒關注就覺得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所以知識界也有必要炒一下學者?否則我就難以理解,錢鍾書的學術爲什麽會引起那麽多的話題?

1990年,恭逢錢先生八十壽辰,《文學遺産》第四期曾發表我的《〈談藝錄〉的啓示》一文。當時,我在陝西商洛地區鍛煉,閑著沒事,又翻了一遍《談藝錄》,覺得錢鍾書的學問有他非常樸實乃至笨拙的一面,同時也有俏皮賣弄的一面。

有感于當時方興未艾的“錢學”熱,尤其是許多“錢學”者對揭示錢鍾書研究方法的熱衷,就從學者的素質著眼,談了談我對錢鍾書學問的看法。

我把錢鍾書的學術歸結爲三個基本特點:

(1)學術觀念、研究態度以至課題選擇的獨立性;

(2)勤奋专注的閱讀兴趣,博通古今、淹贯中西的知识结构;

(3)出色的感性、悟性和表達能力。

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學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將錢鍾書的學問歸結爲這三點,是不是有點小兒科?不錯,以上三點的確都是學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但它們同時也是成爲優秀學者的條件,是不易同時具備的素質。肯用功者或無悟性,悟性高者或不肯用功,至于獨立的品格更與二者都無必然聯系。

一個人的品格向來是與知識、氣質無關的。君不見,同樣是著名學者,其品格差異何啻霄壤?這也就不難明白,爲什麽只有同時具備了以上三點,才能成爲優秀學者。要不是這樣,錢鍾書就遍天下滔滔皆是了!

以上三點認識基于我的理解,包含著我的尊敬,但我做這篇文章的動機卻是要解構錢鍾書的神話,還他作爲一個優秀學者的本來面目。他的本來面目在一些“錢學”家的種種廉價贊美和庸俗化研究中,已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清楚。

比如,有人將錢鍾書文學研究方法的核心概括爲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我真想不出還有比這更深刻、更本質、更有概括性的觀點了。誰的文學批評不是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這不等于什麽也沒說嗎?

對時下的“錢學”,我好有一比:譬如彼此隔牆看園景,眼界與錢鍾書齊的,紅白當前,目不暇接,自無意去留意錢鍾書如何看;眼界不及錢鍾書的,錢鍾書看到什麽,又焉得而知?

有句名言,大意是偉人之所以顯得高大,是因爲我們都是跪著看他們的。大師固然有值得我們尊敬、學習的地方,大師的著作應該讀。但若你也想成爲大師,或者具有那樣的思想和學問,那麽首先需要去讀大師讀的書。

多年來,我們的學術界缺乏有力度的思想,更缺乏有建樹的大師,除了學術環境的不正常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只是讀眼前的大師,更多的是談大師,許多人從弗洛伊德到德裏達都能說得頭頭是道,但這些大師讀過的那麽多書,他又讀過多少呢?

钱与他的夫人杨绛。杨绛在《我的书房》里说:“每间屋里都有书柜,各人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錢與他的夫人楊绛。楊绛在《我的書房》裏說:“每間屋裏都有書櫃,各人都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

這在錢鍾書也一樣,不讀錢鍾書讀的書,又怎麽能讀懂錢鍾書呢?更何況依我看,錢鍾書還不能說是個大師,而只宜稱爲博學家呢!

二、博學家≠大師

否定錢鍾書是大師,無疑會激怒許多人。那麽最好先別急,聽我將理由從容道來。首先我想說明我對大師的理解:

博學當然是大師的基本條件,但更重要的還是對學科,對部門知識積累,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像哲學中的羅素、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音樂裏的卡拉揚、圍棋裏的吳清源,都是很淵博的當之無愧的大師。不過也有並不很博學的大師,像尼采、維特根斯坦。事情就是這樣,淵博不一定就是大師,不淵博也可以成爲大師。

舉中國的例子,比如清代,朱彜尊是很博學的,紀曉岚、錢大昕也是,但我們不會稱他們爲大師,而必稱顧炎武爲大師。又如現代,章太炎、王國維當然是大師,但同樣很博學的余嘉錫、陳垣似乎還不能與大師聯系起來,而被許多人目爲空疏的梁啓超、胡適,反倒被認爲是當然的大師。

很顯然,大師不光是學問淵博的人,還必須是陳寅恪先生所謂“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即開一代學術風氣,創立一種學術規範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對民族、人類文化抱有終極關懷的人。

陳寅恪近年在學術界的日益受重視,對我們理解大師的含義是特別有啓發意義的。陳寅恪當然也是個淵博的學者,但他的學術成就及其大師的地位,與其說獲自他的博學或研究成果,還不如說獲自他在史學上開風氣的意義,獲自他對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

就具體的業績而言,陳寅恪提出的一些著名論斷都已逐漸被否定或揚棄,但這絲毫不會影響他的地位。爲什麽?因爲他開創了一種史學方式,即使否定他的結論的人,也是沿著這種方式獲取成功的。

正像顧炎武的古韻十部說雖被江永、戴震直到王力的許多學者超過,可後者的成就卻都是在他開創的方式下取得的。至于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那種對文化的承擔,陳寅恪文章中流露出的對學術精神、文化命運的關懷和責任感,更是從內心深處震撼我們的精神力量。這才是大師!

博學家以對知識的單純興趣爲旨歸,而大師從來以天下爲己任。套用一句古語,就是博學家之學爲己,大師之學爲人。

清代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正始》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代顧炎武在其《日知錄·正始》中寫道:“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如果讀者能認同我對大師和博學家的理解、區分,那麽就會同意我說錢鍾書的學問不是大師之學。平心而論,錢鍾書真正是個讀書人,視讀書爲無上樂趣。他的著述大體是讀書心得,是像春蠶吐絲和乳牛産奶那樣食而化之,自然産生的。

如果說他的詩學出于“資吾操觚自運”的習作的需要,還有些“體察屬詞比事之慘淡經營”的研究欲望,那麽《管錐編》的內容大抵就是讀書心得,不忍它流于忘川而加以收拾,其中不乏與古人、洋人爭勝的動機。

最近有人批评他,“爱引用古今中外各种典籍来为自己助阵,尤其是笔记体的《谈艺录》、《管锥编》中他自己的见解被淹没在各种杂而多的古今文献中。过多的掉书袋使得很多原本三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多端,给读者在閱讀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张蔚星《说一说钱学》,《中华读书报》1996年6月19日)这就属于不明白钱钟书学问的方式。

至于將他與陳寅恪、湯用彤的學術功力較短量長,更屬無聊。因爲所謂“功力”,不做同樣的課題尤其是難題,通常是難見深淺的。一如涉水,深則厲,淺則揭,都趟小溝,孰見高下?

對錢鍾書的學問,我覺得只有從學術方式上評判才有意義。他本無意于研究問題,你用研究問題來要求他,就未免太認真了。如今常聽到對年輕一代學者“玩學問”的批評,其實,他們哪有資格玩學問,說難聽點“賣學問”還差不多!玩是要有錢有閑有本事的,一幹窮措大如何玩得起?

錢鍾書才真正是個玩學問的人,這麽說絲毫不含有貶低或不恭的意思。我在前面那篇文章裏已說明,《談藝錄》是憂患的産物,同時又是超越憂患、遠避塵累的憑借。錢鍾書的學術境界就是建立在一種非常超然的學問態度上的。

當時在特定的人生體驗中,我格外欣賞錢鍾書這種超然的態度,以致朋友們都說我言之太過,實在並不了解錢鍾書。但我至今相信我對錢鍾書的判斷是不太失真的,不同的是此後我在讀顧炎武時體會到古今知識分子命運與選擇的相似,于是在《明清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一文中提出改造學風對于改造文化的意義。也正因爲思考這一問題,讓我對學術的使命與大師的含義有了新的體認。

以我看,錢鍾書實在不能說是個大師,而只能說是個博學的讀書人。對他來說,讀書是滿足人生的賞心樂事,學問不過是它的自然結果。因此他做學問可以說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更不問天下收成如何了。

他的學問和爲人都有一種超然的東西,如果說他的爲人像他一本書的標題“在人生的邊緣上”,那麽他的學問就可以說是在學術的邊緣上了。

這從個人選擇來說自無可非議,但作爲“大師”的候選人就值得掂量了。他的學術純然是自愉性的,在他的論著中看不出對當代學術的介入,對學科建設的關注。他的小說過多地流露出文人氣,看不到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他的詩則有很濃的江湖派習氣,出手太容易。袁于令說:“聰明,詩之賊也。”正是說的這種毛病。

至于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我們還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對此,我真不知道是該欣賞他的明哲,還是睥睨他的孤芳?

幾十年來,能與錢鍾書的博學相埒的只有陳寅恪,如果問我們更願意稱誰爲大師,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傾向于後者。錢鍾書與陳寅恪的差別,說穿了也就是趙翼與顧炎武的差別。

大師之學在知識背後都有宏大的思想背景,博學家之學則惟有知識本身;大師之學有學理貫穿,知識傾向于系統化,博學家之學只有知識積累,或不免流于饾饤;大師之學樹立新的學術規範,博學家之學則只能沿襲舊的學術規範。其術業理道之取向,判然兩途。

三、傳統讀書劄記≠當代學術範式

如果說對文化的終極關懷涉及個人的生活志趣,尤其涉及到對生存環境的體驗,在當代中國具有某種難言的特殊性,那麽學術範式就是大師品格中完全可以在學術阈界裏討論的問題了。

當然,學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與人生態度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胡適那士以天下爲己任的政治情結妨礙了他學術研究的專精,那麽錢鍾書超然的人生態度就決定了他的學術活動、學術方式與學術界,與現代學術方式的疏離。

錢鍾書的學問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僅沒有開創一種新的學術範式,甚至也不很樂于遵循日益發展的當代學術範式,他的學問一如其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學術方式上。

除了《七綴集》所收的幾篇論文外,他的兩部力作《談藝錄》、《管錐編》都沿襲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趙翼《陔余叢考》式的學術筆記的路子,惟一不同的就是征引文獻的範圍擴大到了西洋原典。

我在《〈談藝錄〉的啓示》中曾用了個不很雅馴的比喻,說《管錐編》是盆菜——經加工選擇的素材積累,《談藝錄》是濃縮湯料——經概括提煉的真知灼見。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武庫,許多條目很容易擴充成一篇專題論文;後者則是古典文學者的錦囊,任拈一段都可以敷衍成長篇大論。

它們的內容的確都很精煉,充滿智慧和啓示,可同時它們也都承襲了傳統讀書劄記的著述方式,有材料有結論,惟獨缺少分析、論證過程。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它們與當代學術範式的差別和距離。

應該承認,學術筆記本身並不規定學術範式,學術筆記的作者更不一樣。顧炎武固然以《日知錄》著名,但他還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開創了史地之學中實地考察和音韻學研究中歸納實證的研究範式。

即使是《日知錄》,也體現了他所開創的實證研究的範式,其中對中國曆史、文化的反思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這是大師之作!而《十駕齋養新錄》、《陔余叢考》則僅僅是具體考據成果的積累,後者更偏重于羅列知識,錢鍾書偶爾炫學的時候很有些像它。

在顧炎武乃至王國維的時代,這麽做學問是正常的,但放到今天就不能讓人滿足。因爲當代的學術範式,相對結論來說更重視取得結論的分析過程。我們都有經驗,許多結論僅憑靈感和直覺就能獲得,可是要論證這些結論卻極爲艱難。

研究唐詩的人一定能理解:給你一千字的篇幅論唐詩,你可以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給你一萬字,就需要費神思考;當你准備用二十萬字的篇幅來討論時,你將不敢輕易下筆。實證及分析過程的精致化正是當今人文科學研究方式的強烈要求。

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在欣賞《談藝錄》、《管錐編》的深刻凝煉之余,就會感到這種學問形態和著述形式其實非常取巧。他把材料羅列出來,把結論開具出來,卻省略了最爲艱難的分析、論證過程,從客觀上說實在有點避難就易的味道。

當我們在爲撰寫一篇論文冥思苦索,耗費幾天甚至幾十天時間時,錢鍾書卻又讀了許多書。他的確是將我們寫論文的時間用來讀書了,如果他也像我們一樣寫論文,決然讀不了那麽多書,也不一定能寫出《錢鍾書論學集》那樣七大冊。

以上對錢鍾書學問的信口雌黃,讀者們也許不能同意。這沒關系,我想說明的其實只有一點,那就是錢鍾書的學問是非常個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識的積累,在研究方法和學術範式上並無建樹,也不抱關心。

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著作,我们不妨怀着尊敬去閱讀,当做知识来接受。若煞有介事地把他爱读书的天性,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将纯粹的知识积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乃至膜拜,就不啻是将恐龙蛋当超导材料来考究,非但要贻笑于大方之家,也将见哂于钱钟书本人了。

原載于: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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