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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憑什麽自诩爲“以天下爲己任”的啓蒙者?

2020-04-29 09:18 來源:中國蘑菇视频app藝術 閱讀

撰文|西閃

對我來說,好的書評就像一封推薦信,可以讓我更自信地面對原著。問題是現在什麽人都在寫“推薦信”,值得信任的太少。學者唐小兵先生說,每個書評人都應該有一片屬于自己的瓦爾登湖,用湖光映照世界。這是自我期許,少有人達到他的境界。

讀唐小兵的《書架上的近代中國》,這種感受愈發強烈。在這本書中,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對知識分子命運的剖析,對精英與大衆關系的把握,對地方文化生活的尊重,無不體現出一個書評人的優良素養。扪心自問,我是否達到他對書評人的要求?頗難自許。稍覺欣慰的是,他評論的書我也讀過一些,故而有類似的思考,也有討論的基礎。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

中國近現代的進程既宏大又詭谲,就像暗夜裏的大江,裹挾著所有人。無論大家清醒,還是懵懂,很難不讓我想起著名的“曆史三峽論”。在唐德剛先生看來,近現代中國必有一個穿越三峽的命運,雖說灘險流急,煎熬漫長,終有揚帆直下海闊天空的大局。真心覺得,這種帶有曆史終結論色彩的預言乃是一廂情願——因爲三峽過後,不確定性仍在。

記得唐小兵在《十字街頭的知識人》一書裏也不認可曆史三峽論,但唐德剛對胡適的某些看法,他在新著裏卻有所肯定。而這些看法,歸根結底是對以胡適爲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其核心的指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導致這個群體不乏介入政治的勇氣,卻缺乏介入政治的能力和智慧。

在新作《書架上的近代中國》裏,唐小兵明顯深化了這一議題。于他看來,傳統士人轉型爲近代知識分子,這個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複雜的利弊得失。在“政教合一”的傳統政治中,士人是中心人物,他們不但負責正統意識形態的生産和傳播,也實際從事政治活動和行政事務。而近代知識分子不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脫胎于傳統士人,卻失去了從事政治和行政的空間和地位,也不再有承擔正統意識形態的責任和義務。他們中的另一部分,本來就“野蠻生長”在廣東、上海、四川等邊緣地域,天然地具備“遠廟堂,近江湖”的俠氣,卻又不乏士人傳統浸淫而來的介入政治的壯志雄心。

唐小兵引了史家楊國強先生的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楊先生說,在傳統士人蛻變爲近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知識人與聖賢意態越離越遠,與豪傑意態越趨越近”,以至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近代化”與“志士化”常常疊合在一起難分彼此,在自覺、自省、富有激情的同時,又帶著極端、粗鄙和暴戾的特質。

這個獨特的知識階層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麽?唐小兵沒有明言。他只是克制地寫到,要檢討20世紀中國多舛的曆史和命運,不能不從反思和批判的立場多加審視這一段波瀾起伏的轉型。這讓我不禁發問,難道知識分子的轉型如此重要,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

書中沒有明確的答案。然而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主要的線索之一。沿著這條線,唐小兵的目光從晚清一直延伸到20世紀上半葉。他注意到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不忘提醒,這個群體的固有缺陷必然帶來的消極後果。假如說,革命、啓蒙、內戰和階級鬥爭,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命運節點,那麽這些節點的意義則是由知識分子來確立的。從這個角度看,把中國的命運與知識分子的命運視爲互爲表裏的關系也不爲過。

清華國學院五大導師(左起: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
清華國學院五大導師(左起: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

精英與民衆之間的深刻矛盾

就像唐小兵在書中反複談到的,中國知識分子既是多重危機的産物,也必然是多重任務的承擔者。民族要覺醒、國家要強盛、個人要自由、階級要“翻身”,不同的危機對應著不同的任務。問題在于,這些不同的危機在這個國家幾乎連鎖爆發。它們相互牽涉又相互制約,孰輕孰重,讓人們難以取舍窮于應付,以至于某些理應成爲共識的價值理念迄今仍未完全落地。

書中有一段文字頗能證明知識分子的窘境,它出自1912年梁啓超寫給袁世凱的信。信中寫道:“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産出健全之政黨與否,此當別論。要之,既以共和爲政體,則非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爲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信中透出的對民衆的蔑視、對輿論的曲解、對民主政治的誤讀,無不讓我生疑:作爲危機的産物,知識分子真的清楚什麽是危機嗎?須知梁啓超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

看清危機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以梁啓超爲例,這個前提條件並非想象的那麽容易達成。反過來,如果這個前提無法滿足,知識分子憑什麽還可以自诩爲“以天下爲己任”的啓蒙者呢?唐小兵用一段精彩的文字刻畫了其中的矛盾:“啓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僞裝成大衆的一員,暗中引領無知而混沌的大衆,從黑暗王國的洞穴裏走出來。這需要他們在公共輿論中將人民無限美化和神化,也將民間和底層烏托邦化,這就刺激了中國的遊民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無縫對接,同時,啓蒙者又時時按捺不住馴化人民和蔑視民衆的隱秘心態。”細細想來,這樣的啓蒙,與誘勸有多大分別?

認清危機只是應對危機的第一步,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形成舉國共識,也就是梁啓超所謂的“公共的信條”,然而用近乎誘勸的啓蒙不可能達成目的。唐小兵在多篇文章中討論了精英與民衆之間的這種深刻的矛盾。正如他所指出的,當民衆成了操縱的對象,對精英的懷疑和抵觸就成了普遍的情緒。他認爲,民國政治從議會民主蛻變爲派系紛爭,再墮落爲軍閥割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識分子的急功近利。他們無暇等待舉國共識的春華秋實,動不動就想“改弦易轍彎道超車”。結果呢?他們中有不少人像傳統文人那樣委身權力,扮演著賓客幕僚的角色。一時間,文人主政,武夫當國,中國退回到傳統政治的運作模式,從而給暴力革命埋下了伏筆。

知識分子如此偏激躁進,也難怪唐小兵會認爲,現代中國的啓蒙運動包含著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毀的基因。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結論的灰暗沈郁,在我看來,他對成都文化、上海文化以及廣東文化的評論,爲《書架上的近代中國》添上了幾筆亮色。在這些研讀和分析中,廣東的地方知識分子、成都茶館裏的市井茶客、上海洋行裏的經理人,以及活躍在江浙一帶的商賈買辦,共同構成了複雜多元的地方生態,抵抗著也豐富著中國近現代的敘述。

唐小兵對地方文化的評述,讓我繼續思考知識分子如何應對危機的命題。爲什麽他們在探索解決之道的時候,如此沒有耐心?其中有沒有一個原因是對多元複雜的現實世界缺乏理解和同情?如果沒有如此覺悟,當知識分子面對家國危機的時候,會不會像大多數人處理個人生活的重大危機那樣,要麽怨天尤人,要麽隨波逐流,始終不肯誠實地評估困境,又或者徹底否定自身的價值,將如今的遭遇歸咎于“業報”,把自己貶得一無是處?

唐小兵似乎提前預感到了讀者的困惑。爲了考察知識階層的命運,他用了不少筆墨在具體而微的個體之上。他在梁啓超、蔡元培、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的著述和言辭裏爬梳剔抉,也從陳寅恪、吳宓、沈從文、殷海光等人的書信、日記和回憶錄中追尋脈絡。書中這一部分散發著體溫的文字,不僅讓人覺得親切,也提醒著我這樣的讀者,不可把過往的一切都想得那麽悲觀失敗。這時候我方才醒悟,如果作者的思考有多麽周全體貼。假如把《書架上的近代中國》當作一幅思維導圖,唐小兵不僅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近現代變遷的關系,也將自己爲何思考以及如何思考的過程展現了出來。

對自然科學知識分子考察的缺失

當然,也並非十全十美。我認爲在唐小兵的思維導圖裏缺了一塊拼圖,那就是對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的考察。我們老愛講科技對一個國家如何重要,也不否認它在中國近現代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那麽爲什麽學者們在討論曆史命運之時,不知不覺地把討論的對象限定在人文知識分子的範圍內呢?是因爲生物學家、氣候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和醫生沒有在這一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還是說他們失去了發聲的機會和能力?又或者,被學者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

正是因爲想到這個問題,我對書中殷海光與林毓生的書信內容有些不以爲然。他們認爲電視是邪魔外道邪魔外道,收音機更是煩躁之源,時代的症結在于“技術肥腫,倫範消瘦”,在于科學壓倒了人文,造成人類精神萎縮。而在我看來,這類精英主義的話語,恰恰應該對中國近現代的悲劇性命運負上一定的責任。

有意思的是,唐小兵把他對葛兆光的研讀放在殷海光之後,巧妙地做了一次觀念的“再平衡”,因爲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正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動。一本以書評爲主的文集,竟然在謀篇布局上下足工夫,我很佩服。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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